一个唐山老人和八座地震纪念碑
2007-08-15 00:00:00
我拍了唐山大地震的8个纪念碑。”75岁的王泰来老人咧开缺了牙的嘴笑道，张开的嘴里露出两三颗歪斜着分散开来
坚守着岗位的牙齿。
“8个地震纪念碑?唐山地震竟然有8个纪念碑?”我这个本地记者听来也觉得十分新鲜。于是和他约定到时去采访。
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日子里和王老相识的。那天他在建设路邮局买摄影类的报刊，恰巧我也在那儿买报，丁是攀谈起来。他很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受邀参加了住北京举行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，是唐山唯一受邀的摄影爱好者，他还拿出记录了当时情景的相册给我看。
一个素昧平生的高龄老人，我想，也许他很快会将这个约定忘掉的。
不料，过了些日子，他主动到报社来找我，我不在，他还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法。
于是那个缺了牙的笑容可掬的老人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是怎么拍摄到这8个纪念碑的，又为什么坚持要把它报道出去……
请别抢救我……
正是在“7·28”之前这些酷热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采访。
电话打过去，想不到王老非常爽快，很高兴配合采访。但毕竟是古稀老人了，我反复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，他在电话里笑着拍胸脯保证没问题。
气温33度，湿度很大，闷热得像在蒸笼里。一天采访下来，连我都有点受不了，老人却似乎一点问题也没有，还笑话我们：“看你们都打蔫了。”他还非得要求中午不休息，下午接着去采访。
我们沿着老人数次走过的路途，开始一一拜谒这8座纪念碑。采访途中，等车的时候，王老逐渐对我敞开了心扉。
他爱上摄影是在年轻的时候，一位日本朋友显摆他的一次成相照相机，让他很是羡慕，他想将来自己也一定要有相机。后来他果真买了好多架相机。
学摄影他主要是向书本学习，《中国摄影报》一期不拉地到邮局去买，有时候怕买不到，还提前把钱交给人家预定。把上边的摄影知识按不同内容分类，他制作了详细的索引。
开始大量摄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开始旅游摄影则是在2003年拿到河北省老龄委颁发的老年“优待证”那一年——到许多景点去都不用买门票了——他一个人天南海北地跑出去摄影玩。
以此高龄，单枪匹马闯世界，照常理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却笑笑说：“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?死在哪儿都一样。”在他的“优待证”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边写着：“请勿抢救，我没有一点经济收入，请信我的话。王泰来即拜(红色手印)”“信”字还特别放大字体标出来。而另一张纸条上则写着：“向唐山市红十字会无偿捐献遗体。王泰来(红色手印)。”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?
这是老人的实话，却也不无幽默之意。一个古稀老人为何能如此达观?是因为他学医出身?抑或因为他此生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呢?
曾经因为一番至今也扯不清楚的挫折，他走上自我谋生之路。他当过临时工，卖过水果，开过饭馆，还在县区给人照过相……
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一个人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是幸福的，但要做出点成绩并不容易，这需要付出艰辛和心血，对此我深有感触。”“忘了多数人拥有的日常乐趣，但我乐在其中，黑白、彩色我都爱，是真爱。”
弹弓打贼……
王老像个兴致勃勃的向导，饶有兴趣地介绍着他独自一人采访时的见闻和辛苦。在一座大桥边，他讲起自己当时喝光了水壶里的水，迈着大步到山坡上寻找的情形……
去天津采访坐火车，见一个乘客多占座位，他撇着嘴大声斥责人家：“你心态不好!”惹得周围的人都举目观看。一个乘客在座位底下放着大包小包占地方，他嘲讽人家：“你都背在身上吧，又安全，下车还方便!” 、
这样锋芒毕露，我真怕他吃亏，他却笑笑说：“没事儿，人家要打我，我跑得快。”
那天，我向他请教摄影当中“白平衡”的问题，我认为他说的不太准确。没想到，次日他竟带来一包资料来给我说明这个问题。
那天我和他打趣说：“到了天津，您要请我吃天津包子。”他答应并且当真了。到了天津，真的各处找天津包子铺。那天没吃上天津包子，到现在见了面还说有机
会要请我吃天津包子呢。
他一个人出去玩，有许多高招儿：很少去住旅馆，常常就倒在候车室里睡上一晚，有时候也会去派出所求个宿，人家看他这么大岁数，总会找个好房间让他住上一晚两晚。这样做，他说不是为省钱，而是为了相机安全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会给人家买点东西作为回报。
老人太喜欢摄影了，逛器材店，买摄影器材，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之 。但也有时候会闹出笑话。有一次，他突发奇想，要买台彩色照片冼印机自己印照片。新机器
价钱太贵，他看中了广告上的一台旧机器。千里迢迢，跑到南方，花六七千元钱，买回了机器。可他不知道，花大价钱配的那些料，一次配好必须一次用完。可他只洗
了一卷胶卷，一罐药水就不能用了。看看是个他根本用不了的机器，后来只好送了人。
老人的“行头”里竟然有个弹弓，还有几个掺了头发捏成的坚硬的泥球“子弹”。他说，原先他爱打网球，有时球落在树上，弄不下来，于是就做了这个弹弓用来把网球打下来。现在带着它也有防身的作用。说是用来防身，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因为皮筋太软了。那一次，他故意把自行车放在楼下，想用弹弓治服那个常来偷车的贼。盯着盯着，贼果真来偷车了，他拉开弹弓一颗泥球射出去，打中了那贼的脑袋，贼吓了一大跳，可还是骑上车跑了——那弹弓的力量是太小了，结果车子赔上了，贼也没抓住。不能看见角铁……
化肥厂纪念碑掩映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里，王老也找不到具体位置了，我们只好满脸流汗地在一人来高的庄稼地里找来找去。我故意打趣他，他一点不急
不恼。
王老“全副武装”：一个不锈钢做的大马扎，已经是求人做的第三代产品——原先用的钢材细，不禁用，现在换成粗的了，拿着它走到哪儿，不管是火车还是汽车上，都有了随身带着的“座位”，紧急时刻还可以当武器用呢。贴着马扎一侧挂着一个蓝色尼龙袋——参加唐山卫校建校50周年的纪念品，书包一角的小口袋里装着手电和扇子，书包口袋里装着各种证件和应急药物等物品。马扎有背带，可背在肩上。另
一个肩膀上则背着摄影包，里边有他心爱的传统机械相机和现代数码相机。
这一堆“行头”背在身上，着实挺沉，可他背惯了，我替他背着马扎，过不了一会儿他就抢回去，嘴里还说着：“肩膀不平衡了。”
那天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挤上囚车，挤在过道里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天气闷热，气都喘不匀乎，老人毫无怨言。在我们接触的这些日子里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从没
听他有过怨言。
不仅从不抱怨，他还特别关心别人。有一次在外边吃饭，上果盘的时候，同来的一个同事已经出去了，他非要跑到外边把果盘送过去。天热，我光脚穿凉鞋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嘱咐我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会受病的，回去一定要把
袜子穿上。”
那一天谈到动情处，老人告诉我：“唐山大地震中，我们19口人的大家，走了11口人，包括我最疼爱的三儿子……”
“那孩子长得漂亮，特别聪明，你想喝水，还没说，他就递过来了……那年他十八九岁了，地震前几天，我还给他照了相……”
“那时候家里特别困难，什么家具也没有，地震前一天，我用硬纸箱钉了个柜子，三儿给我打下手，爷俩干得特别高兴。不知为什么，那天晚上三儿要一个人睡在
大屋里，关上门，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只好睡在外边。地震发生后，我去救他，看见他的脑袋被床帮角铁压掉了，从那以后我扔掉了家里所有带角铁的东西，再也不能看见角铁……”
起初，他觉得活着没有多大意思了。
是一位朋友的话重新燃起他的生命之火。朋友对他说：“人活着，好也一天，坏也一天，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?你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”
他渐渐变得坚强起来，不再有任何怨言，也不再惧怕任何困难。
他抓住了摄影这个他人生最大的乐趣。
他成了唐山老年摄影协会的早期会员之一，常和老伙伴们一起外出去拍片。拿着会员证，到各地采访拍照一路顺风。
他还是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“摄影师”，为中心拍了许多工作照片。
谁也没有注意到关于唐山大地震竟然有8个纪念碑这件事，他却执着地到处寻访，独自一人走乡间，去天津，一次次一处处地拍摄，反复拍照，并且一有机会就把
这些照片拿出来展出——他也记不清这些照片展出过多少次了。
去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，他除了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展出关于8个纪念碑的作品，还挂出牌子，为外地游客以抗震纪念碑为背景免费拍照，最后一共为近在河北、远到新疆的27个人免费拍照、洗印并寄去照片。为了在邮寄照片的信封上加盖邮局抗震30周年的纪念印章，他可说了不少好话呢。今年他还打算继续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展出8个纪念碑的照片，继续为外地游客免费拍照。
在我们顺利完成了8座纪念碑的采访，恋恋不舍分手的时候，王老告诉我，正在筹办中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博物馆已经有了收藏他这8个纪念碑照片的意向……
坚守着岗位的牙齿。
“8个地震纪念碑?唐山地震竟然有8个纪念碑?”我这个本地记者听来也觉得十分新鲜。于是和他约定到时去采访。
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日子里和王老相识的。那天他在建设路邮局买摄影类的报刊，恰巧我也在那儿买报，丁是攀谈起来。他很高兴地告诉我，他受邀参加了住北京举行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，是唐山唯一受邀的摄影爱好者，他还拿出记录了当时情景的相册给我看。
一个素昧平生的高龄老人，我想，也许他很快会将这个约定忘掉的。
不料，过了些日子，他主动到报社来找我，我不在，他还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法。
于是那个缺了牙的笑容可掬的老人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是怎么拍摄到这8个纪念碑的，又为什么坚持要把它报道出去……
请别抢救我……
正是在“7·28”之前这些酷热的日子里，我们开始采访。
电话打过去，想不到王老非常爽快，很高兴配合采访。但毕竟是古稀老人了，我反复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，他在电话里笑着拍胸脯保证没问题。
气温33度，湿度很大，闷热得像在蒸笼里。一天采访下来，连我都有点受不了，老人却似乎一点问题也没有，还笑话我们：“看你们都打蔫了。”他还非得要求中午不休息，下午接着去采访。
我们沿着老人数次走过的路途，开始一一拜谒这8座纪念碑。采访途中，等车的时候，王老逐渐对我敞开了心扉。
他爱上摄影是在年轻的时候，一位日本朋友显摆他的一次成相照相机，让他很是羡慕，他想将来自己也一定要有相机。后来他果真买了好多架相机。
学摄影他主要是向书本学习，《中国摄影报》一期不拉地到邮局去买，有时候怕买不到，还提前把钱交给人家预定。把上边的摄影知识按不同内容分类，他制作了详细的索引。
开始大量摄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开始旅游摄影则是在2003年拿到河北省老龄委颁发的老年“优待证”那一年——到许多景点去都不用买门票了——他一个人天南海北地跑出去摄影玩。
以此高龄，单枪匹马闯世界，照常理看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却笑笑说：“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?死在哪儿都一样。”在他的“优待证”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边写着：“请勿抢救，我没有一点经济收入，请信我的话。王泰来即拜(红色手印)”“信”字还特别放大字体标出来。而另一张纸条上则写着：“向唐山市红十字会无偿捐献遗体。王泰来(红色手印)。”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?
这是老人的实话，却也不无幽默之意。一个古稀老人为何能如此达观?是因为他学医出身?抑或因为他此生经历过太多的挫折呢?
曾经因为一番至今也扯不清楚的挫折，他走上自我谋生之路。他当过临时工，卖过水果，开过饭馆，还在县区给人照过相……
他在笔记中写道：“一个人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是幸福的，但要做出点成绩并不容易，这需要付出艰辛和心血，对此我深有感触。”“忘了多数人拥有的日常乐趣，但我乐在其中，黑白、彩色我都爱，是真爱。”
弹弓打贼……
王老像个兴致勃勃的向导，饶有兴趣地介绍着他独自一人采访时的见闻和辛苦。在一座大桥边，他讲起自己当时喝光了水壶里的水，迈着大步到山坡上寻找的情形……
去天津采访坐火车，见一个乘客多占座位，他撇着嘴大声斥责人家：“你心态不好!”惹得周围的人都举目观看。一个乘客在座位底下放着大包小包占地方，他嘲讽人家：“你都背在身上吧，又安全，下车还方便!” 、
这样锋芒毕露，我真怕他吃亏，他却笑笑说：“没事儿，人家要打我，我跑得快。”
那天，我向他请教摄影当中“白平衡”的问题，我认为他说的不太准确。没想到，次日他竟带来一包资料来给我说明这个问题。
那天我和他打趣说：“到了天津，您要请我吃天津包子。”他答应并且当真了。到了天津，真的各处找天津包子铺。那天没吃上天津包子，到现在见了面还说有机
会要请我吃天津包子呢。
他一个人出去玩，有许多高招儿：很少去住旅馆，常常就倒在候车室里睡上一晚，有时候也会去派出所求个宿，人家看他这么大岁数，总会找个好房间让他住上一晚两晚。这样做，他说不是为省钱，而是为了相机安全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会给人家买点东西作为回报。
老人太喜欢摄影了，逛器材店，买摄影器材，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之 。但也有时候会闹出笑话。有一次，他突发奇想，要买台彩色照片冼印机自己印照片。新机器
价钱太贵，他看中了广告上的一台旧机器。千里迢迢，跑到南方，花六七千元钱，买回了机器。可他不知道，花大价钱配的那些料，一次配好必须一次用完。可他只洗
了一卷胶卷，一罐药水就不能用了。看看是个他根本用不了的机器，后来只好送了人。
老人的“行头”里竟然有个弹弓，还有几个掺了头发捏成的坚硬的泥球“子弹”。他说，原先他爱打网球，有时球落在树上，弄不下来，于是就做了这个弹弓用来把网球打下来。现在带着它也有防身的作用。说是用来防身，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，因为皮筋太软了。那一次，他故意把自行车放在楼下，想用弹弓治服那个常来偷车的贼。盯着盯着，贼果真来偷车了，他拉开弹弓一颗泥球射出去，打中了那贼的脑袋，贼吓了一大跳，可还是骑上车跑了——那弹弓的力量是太小了，结果车子赔上了，贼也没抓住。不能看见角铁……
化肥厂纪念碑掩映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里，王老也找不到具体位置了，我们只好满脸流汗地在一人来高的庄稼地里找来找去。我故意打趣他，他一点不急
不恼。
王老“全副武装”：一个不锈钢做的大马扎，已经是求人做的第三代产品——原先用的钢材细，不禁用，现在换成粗的了，拿着它走到哪儿，不管是火车还是汽车上，都有了随身带着的“座位”，紧急时刻还可以当武器用呢。贴着马扎一侧挂着一个蓝色尼龙袋——参加唐山卫校建校50周年的纪念品，书包一角的小口袋里装着手电和扇子，书包口袋里装着各种证件和应急药物等物品。马扎有背带，可背在肩上。另
一个肩膀上则背着摄影包，里边有他心爱的传统机械相机和现代数码相机。
这一堆“行头”背在身上，着实挺沉，可他背惯了，我替他背着马扎，过不了一会儿他就抢回去，嘴里还说着：“肩膀不平衡了。”
那天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挤上囚车，挤在过道里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天气闷热，气都喘不匀乎，老人毫无怨言。在我们接触的这些日子里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从没
听他有过怨言。
不仅从不抱怨，他还特别关心别人。有一次在外边吃饭，上果盘的时候，同来的一个同事已经出去了，他非要跑到外边把果盘送过去。天热，我光脚穿凉鞋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嘱咐我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会受病的，回去一定要把
袜子穿上。”
那一天谈到动情处，老人告诉我：“唐山大地震中，我们19口人的大家，走了11口人，包括我最疼爱的三儿子……”
“那孩子长得漂亮，特别聪明，你想喝水，还没说，他就递过来了……那年他十八九岁了，地震前几天，我还给他照了相……”
“那时候家里特别困难，什么家具也没有，地震前一天，我用硬纸箱钉了个柜子，三儿给我打下手，爷俩干得特别高兴。不知为什么，那天晚上三儿要一个人睡在
大屋里，关上门，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只好睡在外边。地震发生后，我去救他，看见他的脑袋被床帮角铁压掉了，从那以后我扔掉了家里所有带角铁的东西，再也不能看见角铁……”
起初，他觉得活着没有多大意思了。
是一位朋友的话重新燃起他的生命之火。朋友对他说：“人活着，好也一天，坏也一天，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?你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”
他渐渐变得坚强起来，不再有任何怨言，也不再惧怕任何困难。
他抓住了摄影这个他人生最大的乐趣。
他成了唐山老年摄影协会的早期会员之一，常和老伙伴们一起外出去拍片。拿着会员证，到各地采访拍照一路顺风。
他还是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“摄影师”，为中心拍了许多工作照片。
谁也没有注意到关于唐山大地震竟然有8个纪念碑这件事，他却执着地到处寻访，独自一人走乡间，去天津，一次次一处处地拍摄，反复拍照，并且一有机会就把
这些照片拿出来展出——他也记不清这些照片展出过多少次了。
去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，他除了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展出关于8个纪念碑的作品，还挂出牌子，为外地游客以抗震纪念碑为背景免费拍照，最后一共为近在河北、远到新疆的27个人免费拍照、洗印并寄去照片。为了在邮寄照片的信封上加盖邮局抗震30周年的纪念印章，他可说了不少好话呢。今年他还打算继续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展出8个纪念碑的照片，继续为外地游客免费拍照。
在我们顺利完成了8座纪念碑的采访，恋恋不舍分手的时候，王老告诉我，正在筹办中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博物馆已经有了收藏他这8个纪念碑照片的意向……